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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翻译过来就是，各国大名在征税前应当首先制定预算，根据各国的实际支出多少，然后再前去跟本国内的豪族和百姓协商。不管纳税人口籍贯为何，谁现在这块土地的实际所有人，谁就要实际缴纳年供，而不是根据原先账册田籍里面所记录的丁口来无端征收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商户也将按照原本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来征收，以前借口劳役、绢布、加征等强行摊派、勒索的恶行全部禁止，承认普通百姓之间土地自由流通的现状，放宽对农民的束缚，恢复镰仓幕府时期的贯高法。

        贯高法在应仁之乱刚刚结束的情况下，的确让税收公平了许多，但事贯高在税收时的尺度全面变为了钱，而不再是粮食和布匹为主，所以农民在出售场频的时候，不可避免要受到大名的压价盘剥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使是丰年的时候，也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，尤其是随着战乱频发，导致钱价上升的局面，无形中又大大加重了农民乃至于下级武士的负担。

        盘剥大方法，永远比减税的时候多，镰仓幕府时期的贯高法，还属于是“粮钱均半”，但室町幕府改良后的贯高法则是将其他杂税全部并在一起，以浮动价格来计算粮价得出贯税，反而让赋税加重。

        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守护大名因为连年战乱，导致支出不断增加，原本取消的苛捐杂税，便又重新冒了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首先是延德五年，关东管领山内氏上杉显定为镇抚坂东八州，请求幕府允许，每贯加税二百文。幕府准许，并命各道照此加征。

        长享三年，九州探题涉川教直奏请，加征兵粮什二以增给军需，结果引发九州动乱，涉川家因此遭到流放，逃亡防长投奔大内家，九州探题名存实亡，大内家以扶持探题的名义对北九州展开长期经略，造成的分裂影响一直延续至今。

        此外，明应之乱后，幕府又历次加征盐税、茶税等许多苛捐杂税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苛捐杂税一直延续到现在，甚至犹有过之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明石景季带人去劝农耕桑，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，也不是当众宣布几份“德政令”就能解决的，那是一个个村子内跟百姓和耆老反复协商的结果。

        并且签署了勘定文状，厘清了年供数额，今年夏收的租税最多也就是三万石兵粮，而非宇喜多直家先前所想的五万石，甚至更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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